专家：法治的核心细节里一定要有尊重

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开始施行，其中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引发广泛讨论。

新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指的是程度轻微、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在公安系统留下的记录。这些行为社会危害性低于刑事犯罪，处罚方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仅为行政拘留（最高15日）或罚款。但在新规施行之前，这些违法记录很多时候会被随意查询、披露，导致许多当事人因为一次犯错，波及终身、殃及子女，在求学、求职过程中遭遇过当限制，甚至失学、失业。

新规施行后，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依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内部，并未消除，只是严格限制对外公开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询。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在坚守「违法必受罚」底线的前提下，给当事人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现代法治的救赎精神。

这次变革中，赵宏的身影不可忽略。她是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长期活跃的普法者。为倡议限制治安违法记录的无序公开，她写了十几篇面向公众的评论文章，还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她认为，公开的治安违法记录是无限延长的「社会惩处」，而法律应当「过罚相当」。

积极撰写法治评论的赵宏，谈过的话题还有许多：单身女性冻卵权、劣迹艺人的「封杀」、抢生二胎被罚案……大多是不讨好的话题。她推动过改变，也招来许多非议。在不提倡表达的时代，她一直在表达。

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表达？为什么要为违法者发声？她眼中的理想法治是什么样的？2025年10月，我们与赵宏进行了访谈。

文｜
冯雨昕

编辑｜
鱼鹰

图｜
（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章鱼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天黑以后》里，法学生高桥常去旁听审判。最开始，他自认为与被审判者之间有道「坚固的高墙」，审判是别人的闲事，而他洁白无瑕、作壁上观。但在听过太多陈述、证词、诉词和辩护词后，他的信念逐渐动摇了：「那堵分隔两个世界的高墙也许并不存在。就算它存在，没准也只是一道纸糊的薄墙。」他感到恐惧，放弃了搞乐队的理想，决定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把这道墙的问题好好探究一下——他将审判制度看成一种奇异的生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扭动着无数条长腿……在这家伙面前，所有人都丧失了姓名，丧失了面孔」。像章鱼，他总结，栖息在深海底的巨大章鱼。

成为行政法的老师以后，这是赵宏很喜欢对学生讲的片段。它当然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但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经验，是每个人都或许有的、来源已久的经验。

赵宏的经验源自童年。她的父亲在地方运管局工作，有一天回来告诉家里人，最近查处了一辆违法上路的车辆，司机不肯交罚款，耍赖躺在车前，说要扣车就从他身上碾过去。父亲的一位同事年轻气盛，和司机纠缠了一会儿，居然真的去开车了。最后司机被撞倒，虽不严重，那位同事也被判了刑。

父亲说起这些时忧心忡忡——当违法者躺在车轮下时，合法的扣车不能顺利执行，执法者应该怎么办？再往大了说，这位司机在妨害公务吗？遇到妨害公务的行为时，执法者的反应边界是什么？父亲很困惑，她也跟着困惑。

类似的困惑时刻，在她此后的人生若隐若现，没有断过。

她在中国政法大学念硕士时，帮着导师做法律援助，对一个案子印象很深：妻子要生产了，丈夫开车送她去医院，强闯了一片交通管制的区域，因此要被追责。

参加工作后，她又知道了另一个案子：一位货车司机在经过某地的超限检查站时，因为车上的卫星定位装置掉线，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疲劳驾驶，被施加了扣车、罚款2000元的处罚。他不愿接受，又不知怎么沟通，最终服药自杀了。她读到他的遗言，「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挣到多少钱，反落下了一身病……今天在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线，罚款2000元，请问我们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她马上记起小时候听说的那位司机，他固执地躺在自己即将被扣押的车辆前时，大概也在想，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这些？我的生计怎么办？太过相似的场景。